又过了些时日，丈夫说，该开学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碰巧这时，姐姐也打电话来，让婆婆去上海转转。婆婆天生爱溜达，出门不惧，自然乐意。但看了看我，这些天反应一直很重，就说，“梅子，要不让小海自己回去吧？你在这里，你爸可以做饭照顾你。回去小海上班，又照顾不了你。”
“不用了吧，你又不在家，我怎么待呀。”婆婆一寻思也是，公公再年岁大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呀。家里光剩下老公公和儿媳妇，确实不得劲儿。于是我们兵分两路，婆婆往上海；而我又和丈夫回到了自己家里。
也说不上怎么的，以往我是不晕车的。可这次简直折腾死了，等到了家里，我和丈夫早已疲惫不堪。我是难受，丈夫则是一路照顾着我。他也许从来没这样照顾过人。说实话，他根本也不会照顾人。费好大的劲儿做了顿饭，让我吃；我却没胃口，人家就自顾自地吃了。而且还要上班，确实没空打理我。而当时的我，是丝毫不觉着饿的，因为一直在吐。喝口水吐水；水吐完了，就吐胆汁；胆汁吐完了，就吐一块块的血块。整日里头离不开枕头，嘴离不开痰盂儿。就这样粒米未进地折腾了一周，我简直没了人形。
丈夫没办法把我弄到医院。在医院里，挂着吊瓶，我还在吐；而且疼，从嗓子往下都疼。终日里头昏昏，胃疼得我一直在哼哼，那日子简直生不如死。丈夫见我这个样子，好像很难挺下去了。就说，“要不咱不要这个孩子了吧，见过那么多孕妇，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呀。”我也不理他，只顾哼哼，只想着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炼狱一样的生活。
丈夫又上班了，我度日如年。那吊瓶里的药啊，一点也解决不了我的疼痛。那白衣天使呀，态度是那么冰冷。我听说恶人死了，要下地狱遭受各种刑法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想，我此时就如同在地狱一般吧，可我并不是恶人呀。
终于熬到丈夫回来，他神色慌张。说是遇见了学校管计划生育的老师，询问了生孩子的情况。人家说，生孩子应该先办准孕证的，有了准孕证才能有准生证，有了准生证才能上户口。丈夫继续说，要是都没办，怎么办？那人就说，要是没办证，让管生育的人知道了，得让做掉，因为不在计划内。丈夫闻听，心里就没了底。马上跟我商量说，不要这个孩子了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早问呢，早问就不用遭这份罪了，而且你妈会同意吗？丈夫说，现在哪还管得了那么多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再说咱又什么都没办。我无言，我倒是不想再生不如死地活着了。于是丈夫去找大夫，准备拿掉那孩子。
可是大夫仔细盘问，发现我怀孕已经三个月了，这时候是不能做的，因为对身体的损害最大。丈夫便问，那什么时候能做呀。大夫说，若真的不想要，也得七个月再做。天哪！我现在这状态，甭说熬到七个月，就是再熬七天，恐怕都无法坚持。因为整整一周什么都不曾吃，就算是能用葡萄糖顶着，那我岂不剩下的日子都要在医院度过了吗？我和丈夫简直陷入了绝境。
这时恰巧有一个大夫偷偷跟丈夫说，她有一种药，是外国进口的，吃下去，胎儿便能下来，就是贵了点。丈夫半信半疑，但仍然像发现了根救命稻草一般。跟着她去拿药，就两片，两百元。丈夫说，那得胎儿下来才能给钱。那大夫说，行呀。于是我喝了那药片，开始等待。
我仍在吐，胃仍在疼。我们由她说的半个小时，等到一个小时。又由一个小时等到两个小时，结果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，始终没个动静。老实的丈夫急了，找到那个大夫就大吵了起来。一怒之下，扶起我就走。我说，你也没给人家钱呀。丈夫一脸怒气，给什么给，没管事给什么。我问他，那怎么办，我们该到哪里去呀。丈夫说，还到第一次那个诊所吧。于是我在他的搀扶下，打着车，又来到了第一次打胎的那个诊所。
说明了来意，那大夫说这时候是不该做的。丈夫说，可是那医生已经给吃了药，这孩子肯定是不能要了。大夫面露难色，这时我突然觉得要上厕所。
在洗手间里，我惊叫着，“呀！流血了！”大夫说，看来，孩子已经不能要了。我问，那是不是不用做了。大夫说，这是肯定要做的了，因为那药根本就不能流尽胎儿。
事已至此，别无选择。我又躺在了那冰冷的架台上。阵阵的撕心裂肺，让我饱尝了做女人的艰辛。不光是疼痛，还有心痛。那孩子已经成了形，我看见了他被搅碎的小手。眼前一阵眩晕，天哪！我残害了一条生命！我残害了自己的骨肉！
回家的路上，我靠在丈夫的肩上，泪水顺腮而下，“老公，我们杀害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害了一条人命。”
丈夫也很难受，喃喃地说，“是呀，那可是我们的孩子呀。嗨，也许他不该来，不该来。”
“我们是不是该把他埋了，每年给他烧些纸钱？”
“埋什么，都碎了，都搅碎了。”
我趴在丈夫的怀里呜咽起来。
终于到家了，孩子也没了。可是我的呕吐还在继续，疼痛还在继续。
难道手术不彻底吗？第二天，我们又找到了诊所的大夫，大夫说不会不彻底的，要不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们打车来到市医院，没有结果。然后辗转到新区，在那里做了胃镜，才知道原来食道全破了。
结果住院治疗，一周以后，我终于可以进食了。
这就是我的第二次怀孕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可是第二次堕胎却留下了诸多隐患，而且它也成了我和婆婆矛盾激化的导火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