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夜色即将来临时，奔驰了一天的汽车，载着我们这些疲惫不堪的人，缓缓进入了一个小苏木镇——我的第二故乡。
十几年不见，这里也有好多变化，过去那些处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和一些高矮不一的土坯房，都被一排排整齐的砖房代替。乡政府新盖的办公大楼周围，和新修的马路两旁都栽上了树，虽不算是绿树成荫，但也一株株挺拔旺盛，再过两年可就绿树成荫啦。
我们被安排在乡政府的招待所。晚饭过后，抱着怀旧心情，我一个人到外面走走。夜幕下的小镇闪烁着点点灯光，家家屋顶一缕缕轻烟，好像一条条黑色的带子，在夜空中徐徐上升，上升……。然后它们又向同一方向汇集形成一片烟云，笼罩了整个小镇。在月色下大地显得那么苍白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偶然有机动车从乡政府门前开过，远处时有狗叫声或隐隐别的什么声音。我爬上乡政府前面的一个土坡，一览全镇，不甚感慨。面对眼前的一切，我想起了父亲、我的家、我青年时代美好的一切……
这里是父亲曾为事业奋斗过的地方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他呕心沥血勤勤恳恳干了十几年。由于年岁大了，身体又欠佳，不适宜经常骑马下乡，在父亲的要求下，八十年代初期，才把他调回旗里。
当时，父亲是这个乡里的掌舵人，是贯彻捍卫党的方针、政策、路线的领路人。他面对全乡上万口人的衣食住行、生儿育女、文化教育及命运和前程，经常奔波于田间地头，穿梭在旗、盟级所在地，为了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农民，绞尽脑汁想尽办法。他把全乡的事看的比家事重要，在家里“万事不管，油瓶跌倒顾不上扶。”可是，为全乡父老乡亲的甘苦常常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
父亲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调到这个乡的。记得六九年春天，一辆的卡车载着我们一家八口人和所有的财产，从异地来到这儿。我是老大，当时仅十七岁。大弟弟和大妹妹十三岁上下，其他弟妹仅几岁。我们这些孩子，一路上在阳光和汽车马达声的相伴下，带着对新地方的美好憧憬，不时地沉浸在幸福的梦乡之中，偶然醒来满脑子装的也是爸爸描绘给大家的那幅美好的图画。奔驰了近两天的汽车，终于缓缓停了下来，只听妈妈在喊我们说到家啦。孩子们的睡意一下消失啦，高兴地睁开眼睛，争着从汽车上站起来。呈现在眼前的一切使我们大吃一惊，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：“啊！怎么是这个样子！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在我们脑子里、在梦中的那幅美好的图画，而是在一块没有院落裸露的空地上，坐落着几间破烂不堪的土坯房。房子的周围除了一些稀疏的沙蒿外，都是被风卷起的一道道小沙墙，汽车就停在一座土房前。爸爸告诉我们：这就是咱们的家。只见这房子门窗斜吊，窗子上的几块玻璃破了用纸糊着；半尺厚的沙子把门死死挡住无法打开；东西就堆放在门前的沙地上；离家门一百多米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小沙丘；上面长着沙蒿和野草；野草在风的吹动下，轻轻地摇摆着；好像对我们致欢迎礼。分不清院子在哪里，周围没有任何遮拦，院子和原野连在一起。孩子们被心理和现实的反差惊呆啦，半天转不过弯来，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荒凉、孤独和不安。爸爸叫来一些人，帮我们把半尺多厚的沙子铲掉后，大家才打开门进了屋。三十几平米的小土房里，经母亲的精心整理和安排，八口人总算又有了一个较为舒适、安逸的家。就这样，父母和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我们刚到人生地不熟。两派斗争还很激烈，有些人在准备搞“内人党”，并且把父亲已暗暗列入“内人党”名单。大部分人以冷漠、审视的眼光看着我们，爸爸的工作很不好开展。所以，乡里大部分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。新居的不适应，地方的荒凉和人们态度的冷漠，使我们有一种巨大的孤独感。妈妈常嘱咐我们待人要有礼貌，不要随意乱说话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要和别的孩子闹意见。那时，我们都很理解父母的心情，很少惹事，弟弟妹妹们也很团结。由于两派斗争使乡上干部人心涣散，工作处于瘫痪状态。好些人不上班，有躲在家里闹情绪的；有继续搜集材料、搞线索准备把挖肃运动深入搞下去的；有的干脆在一旁观望……。诸多人复杂的心态，使工作很难开展。面对全乡的父老乡亲和乡里的工作状况，父亲经常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挨门逐户主动到乡干部家去走访谈心，交换意见，消除同志之间的隔阂。经过父亲积极努力，乡里工作才逐渐走向正规，瘫痪了好几年的班子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，好多同志都积极投身到农业第一线。
乡干部工作虽通了，可是，全乡存在的问题很多。那时，这里是全旗最穷、最偏僻的地方，好多干部都不愿到这儿来。农民干了一年下来后“倒分红”，不但挣不下口粮，反而还得倒赔钱，不如坐着不干。全乡靠救济，好多人家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。农民除了供给的那份口粮外，家家都得打草籽，将其加工成面充饥，以补不足部分。
地广物薄风沙大，是这个乡贫穷的重要原因。自然条件差对耕种很不利，但大部分土地全被开垦种了粮食。但是，种上的粮食主要\"靠天吃饭\"，风调雨顺时每亩地可产二、三百斤粮，遇到灾年就“广种薄收”甚至“光种不收”啦。被开垦的土地不见效益，反而把植被也破坏了，风沙一年比一年大，地越种越贫瘠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农民苦不堪言。
全乡的出路在那里？针对这种情况，父亲大胆地提出：“以牧代农，备耕还牧”。抓八万：即发展八万只牲畜。和舍八万：即舍去八万亩耕地，备耕还牧。全乡每人留一亩自留地外，其余的耕地全部闭种。严禁开垦，保护植被。并且多次要求旗党委把该乡由农区改为牧区。这个思路与当时上面的精神是相冲突的，为此，父亲曾遭到不少非议，也引起有些领导的不满，但经父亲多方努力，这个愿望实现啦。
备耕还牧后，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，父亲他们又在异地海渤湾一带购买了一片土地建起了煤矿。每年挨家轮流抽部分劳力到煤矿去干活，并对当年家里需办喜事、或有丧失的家庭、或“特困户”，优先给予照顾，以便解决这些人家中的燃眉之急。把村里凡有劳力的家庭都照顾到，这样，通过开矿使贫困的农民手里有了“活钱”。另外，还解决了一千多人的就业。当时，全乡农民仅在煤矿就获利好几百万元。
这个乡十年九旱，年平均降雨量180毫升，人畜饮水十分困难。水位浅的地方十几丈深才能见水，水位深的地方三十多丈才能见到水。老乡吃水要到五、六里以外用牲口去拉。严重缺水好多人不舍得经常洗脸，即使洗上一次脸也要把洗脸水饮牲口，绝不轻易浪费一点水。老乡有句话：“宁给吃一碗饭，不给喝一碗水。”为解决严重缺水问题，父亲费了不少心血。他专程到内蒙和盟里多次请专家及机井队的同志到这儿考察，经过全面勘察后在全乡打了20眼机井。除此以外还在每个生产小队打井搞水利，不但彻底解决了全乡的人畜饮水，同时还解决了全乡人的吃菜问题。
过去全乡吃菜要去几百里外的巴盟去买，很不方便，平时只靠吃野菜。到了冬储季节，农民才赶着大马车去巴盟拉运蔬菜。自从每个队都搞了水利后，农民的吃菜问题彻底得到解决，有的对还种上了小麦和饲料等农作物。在那个年代乡干部的生活也很苦，往往一家好几口人，仅靠一个人微薄的工资过日子，多数职工家属没事干。这样，有的人整日无所事事，说长道短扯闲话，搞得邻里之间不团结，常有人到家里来告状。针对这种情况，父亲又组织人在乡政府所在地打了两眼深井，为职工搞起了水利，彻底解决了职工家属吃菜难问题。同时还办起了综合厂（其中有：木器、米面、铁业、缝纫等的加工）和搓绳厂。解决了全体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，使他们人人有事做，家家都受益，这样，使原来存在的家属之间的矛盾也缓和啦。
经过对全乡格局进行调整后，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，全乡经济得到迅速发展。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全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。这里是全旗首家靠自己的经济实力花钱上了电，使乡里有了电灯的乡；而且也是全旗首家在乡政府有了电视的乡。过去全旗最落后的乡，一跃而成中上等乡，彻底摘掉了贫困乡的帽子。
过去人们不愿意来这儿，现在好多人都想来。干部调动想到这儿，农民下户想到这儿，姑娘出嫁也想到这儿。过去那种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，靠草籽充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！农民开始了发展农牧业，发家致富的生活。
后来，父亲因年纪大了，精力欠佳，八十年代初，离开了那片留下他心血和汗水的土地调回旗里。父亲临走时，给那里的老百姓积留资金二十多万元，农民仅从煤矿取利就几百万元，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!
岁月流逝，时代变迁。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永远抹不掉的，它永远铭刻在老百姓心中!父母虽然离开那里好多年了，但是还经常有人提着小米和鸡蛋回去看望他们，并且常有人饱含深情地跟我提起他们在这儿的十几年……。每当提起那时，人们常常流露出无限眷恋，好多人总是感慨地对我说：像你爸爸那样的干部现在太少啦!是啊，对此我的感觉也一样。父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共老党员，在为事业奋斗的年代里从没有为自己谋取过什么，始终两袖清风无私奉献。他们那年代人何尝都不是这样呢!
父亲他们艰苦创业留给老百姓的财富，为老百姓打下的根基，在父亲走后没几年就被毁掉啦!八十年代末期这里又成了贫困乡。煤矿给个人搞了承包，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。由于只追求经济利益，不注重生态保护，乱砍滥放使植被彻底破坏，过去生长在这里的沙蒿和沙竹草几乎没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荒野。看到这些真使人心酸呵!
现在，政府也提出了：牲畜圈养，植树种草，保护植被的一系列措施。但是，为时已晚矣!!被破坏的植被很难恢复，据说生长在这里的有些植物，今后再也不会有啦，它们的根系已被彻底破坏。假如我们的各级领导在搞改革开放的同时，不要丢掉共产党的老传统、老作风的话，我想，我们的国家会越变越美丽，世界会越来越美好。
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