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近十年来的艺林中漫步，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。沿着一条幽深的曲径走来，眼前竟是万木葱茏、百花盛开的景致。在西风与东风的交响中，一群春燕过后，飞来一群蜜蜂；一群彩蝶过后，又飞来一群夏莺，热闹极了，令人目不暇接，耳难应声。方法之多，流派之众，规模之大，节奏之快，这确是我国艺林中少有的现象。
漫步归来，细细思量。这文艺盛世在繁盛的另一面，却滋长着急躁、轻薄、迷茫和狂野的情绪。当前艺林还有三弊，值得注意。
一是爱情过剩。
文革十年，几乎没有爱情文艺；而近十年，又成了爱情文艺泛滥。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迹象表明，爱情被作为调料粉，在“文艺烹饪”中到处乱洒，企图迎合读者和观者的口味。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创作模式：“舞场缠绵，花前幽会；海滩追逐，床上亲吻”。不论什么体裁、题材和主题，不论写领袖、英雄或普通人，概莫能外。只要是两个男女在一起，不论是古代人，还是现代人，肯定有“爱情”要发生。不是莫名其妙的女跑男追，就是逢场做戏的你亲我吻。这种爱的行为常常游离于展示故事情节、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思想之外，只是对西方文艺的一种肤浅的摹仿。爱情文艺过剩和泛滥的结果，使一些所谓开拓型的作家，越写越露，越写越黄，越写越邪，遂掀起了风卷艺林的性文艺大潮。在他们笔下，美德受到践踏，淫乱被奉为时髦，将现代人还原为动物人。这种有性无爱、多肉寡情的文艺是对爱情文艺的亵渎。更难以容忍的是，有些作家视女性人物为摆设，为诱饵，为玩偶，为赚钱沽名的工具，而不把她们当“人”写。这与现代女性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
二是商人气太盛。
近些年，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价值观念的变化，反映到文艺界，便形成了艺术商品化的倾向。在一些作家的身上“商人气”很盛，什么赚钱就写什么。一部作品销路看好，接踵而来的便是一股热的群体摹仿，诸如爱情热，武打热，传奇热等等。文艺表现的领域如此宽广，大家何故总要往一条道儿上挤呢？究其原因，是艺术创作脱离了艺术规律的轨道，而受了经济规律的支配。缪斯女神跟着财神爷私奔了，审美王国一片凄凉。莎士比亚在《雅典的泰门》中说：“金子，只要一点儿，就可以使黑变成白，丑变成美。”如果一个艺术家把金钱看作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，那他就势必黑白颠倒、美丑不分，写不出好作品来。衡量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价值尺度不同，前者为审美价值，后者为经济价值。文艺当然也具有经济价值，但从终极目的上看又是对经济价值的超越。真正的艺术家与商人有本质的区别，他们视艺术为生命，却卑视金钱。正如马克思说的：“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、写作，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、写作。”“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，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。”这些话都揭到了我们一些作家的病根上。
三是自我情结与崇洋心态。
在“自我论”的影响下，有相当一些作家认为，唯有“自我”是真实的存在，是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，于是乎一头钻进“自我”的小天地里，描写瞬间的直觉、幻觉和联想，宣泄自我的庸俗心理、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。他们在失落了社会责任感的同时，也失落了读者对所谓“自我”的欣赏和认同。正确的看法应该是，自我和社会的统一，才是文艺的本质。这一点，唐代的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说得很清楚。“其作诗者，道已一人之心耳，要所言一人心，乃是一国之心。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，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。”只有“一人之心”（自我）与“一国之心”（社会）的统一，才是诗的本质。屈原、李白、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无不是这样。所以，“自我情结”是要不得的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“崇洋心态”值得我们注意。一些新潮文学的作家，崇尚西方，诅咒传统，将现代主义文学武库里的十八般武艺，玩了个遍。结果，除了借来一幅西洋眼镜，一堆外国词语，和人为地营造了一些“形式迷宫”之外，其实并未玩出什么名堂来。列宁当年就批评过“滥用外国字，破坏俄罗斯语言”的不良现象。（2）《红旗谱》的作者梁斌也说过：“我感到洋化的语法结构，会破坏民族形式与民族气魄。”（3）张承志、阿城和何立伟似有所悟，他们在文学语言方面极力追求传统文学那种诗情神韵的审美效果。但是，这还不够，要真正克服“崇洋心态”，不仅要用“民族的眼睛”（果戈理语）观察生活，而且要用“民族的心理”感受生活，还要用“民族的形式”表现生活。当然，我们也应该借鉴西方文艺的一些优秀的东西，但借鉴不是照搬，而是要民族化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文艺才能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。
总之，明斯三弊，逐步克服，我们文艺的前进就大有希望。事实上，在有些作家那里，这些弊病正在克服，出现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力作。但是，我们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对于十年来艺林中的成绩，要继续发扬光大，愿让春风常吹拂，千树万树花不败！